乾元元年,四月末,金陵。
骆知祥这些外放官员陆续离京以后,朝廷上下并没有因此松一口气,反而更忙了。
因为这批人一走,就意味着大明真正开始从吴藩时代的军政体制,向一个天下国家转变。
这不是换个名称,改个年号,把吴王宫改成大明皇宫就好了的。
其实这也是某种对现实和局势发展的真实应对了。
此前吴藩时代,吴藩或者准确来说保义军是纯粹的先军主义,节度军府压一切,军务为先,钱粮为先,打仗为先,凡事只要能支持军队向前推进。
可以说,安全需求是保义军的最高也是最紧切的需求。
而按理说,如今大明已立国了,南方全境基本收入囊中,中原大半也已经归附,三川、凤翔、徐兖、汴宋都在不同程度上向金陵靠拢。
这种情况下,似乎先军制度还能继续下去,毕竟关中和北方依旧有大敌嘛,甚至因为体量大了,可以保持这种制度的常态化。
而军队是最支持保持过去制度,认为很好嘛,没必要改变。
甚至认为现在就距离统一天下还有一口气了,如何能松?就算百姓有点苦,那也是苦一阵子,后面就是好日子了。
这当然是军队是这个制度的纯粹受益方。
以前即便是军、政分立,但实际上,地方刺史都是围绕军队去服务的,那服务和被服务这种状态就决定了,所谓的分立、均衡,那也是一种表面的。
但赵怀安却清楚,这口气还真就不能蓄上去了。
不是他要打压军队,而是军管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对秩序伤害性极强的制度。
是的,它的目的是建立秩序、维持秩序,但它的存在本身又会破坏秩序。
一个最简单例子就是,赵怀安现在非常清楚,此前前都督府高仁厚的部队分驻荆襄各州军管也差不多一年了,但除了秩序的恢复,实际上的成绩是乏善可陈的。
为何?不是说军队在这一年没干活,不治理地方,而是军队的做事风格和属性就决定了绝对强硬,太刚性了,不容下面有讨价还价的地方。
军队分拨任务,给下面的理由就是“前线急需”“军情紧迫”“战机不可误”便压下去了。
地方就算再缺粮,军府一句前线缺粮,便能将粮食调走。
州县说百姓刚刚归籍,还需要休养,军府一句征夫修路,便可把壮丁拉走。
有敢阻挠的,就说这是军机,谁敢延误。
这当然不是说军队上下全是坏人。
恰恰相反,保义军能走到今天,靠的就是这支军队的牺牲和纪律,很多武人是真正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,有资格这么说话。
可制度不能建立在“大家都是好人”的幻想上。
制度如果必须依赖于掌权者自觉,那就说明这制度本身有问题。
军队一旦长期凌驾于地方行政、财政和司法之上,那再好的军队也会慢慢变味。
因为人会习惯特权。
今日是为了打仗,先调一批粮;明日是为了修营,先征一批夫;后日是为了酬功,那能不能再占一片田呢?
一开始都是有理由的,但理由用多了,便成了规矩。
再往后,军府不需要解释,地方也不敢问,百姓更没有地方说理。
到了那一步,保义军和过去那些藩镇牙军有什么区别?
无非就是打的旗号更好听,纪律一开始更严罢了。
赵怀安最怕的,就是大明打着终结藩镇的旗号,最后自己变成了个大号藩镇。
而且先军制度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坏处,那就是它会天然压制文官体系和地方治理能力的成长。
军府什么都管,地方官就会习惯于等命令。
出了盗贼,等军队来剿;缺了粮,等军府调拨;修路修桥,等军队派夫;甚至连断案,都要看驻军脸色。
这样久了,州县官就不会真正思考如何治理地方,只会变成军府账房和传令吏。
这在战时也许效率很高,可放到天下治理里,就是灾难。
因为天下不是一个军营,百姓也不是战士。
比如说征粮。在先军制度下,征粮就是军府要粮,地方想办法,最后压力一层层压到百姓头上。
这种情况好像和田税差不多,但实际心理上却是截然不同的。
因为田赋有定额,有期限,有账册,有减免,有灾荒蠲免,还有不得额外加派的禁令,虽然一般也执行不到位。
但对于百姓来说,交税是某种天经地义的事情,所以他们天然就会服从。
还有征夫。
军管时,修路、运粮、筑城、搬运,常常一句军令下去,壮丁便要上路。
这在战时没办法,可平时长期这样,百姓就不敢安心耕作。
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家中壮劳力会被拉走。
而常态制度下,这些其实就是徭役,但百姓却愿意接受了。
为何?还是同样一个原因,心理预期。
预期是非常重要的,甚至比黄金更重要!
总说有恒产才有恒心,但有恒心才有恒产!
其实这就是管理的本质,管理就是管理人的预期,而好的制度就是让人心甘情愿去遵守。
其实赵怀安之所以要向天下国家转变,也是他已经从下面了解了众多的民众情绪。
赵怀安不是一个被理想冲昏头的人,因为他在两个人生的前六十多年,都是底层出身,所以他非常清楚老百姓到底是什么人。
一个典型的例子,你让老百姓捐百万支持爱国,他双手支持!但你让他捐一头牛,那万万不行,为何?因为他真有一头牛。
现在大明这块就是这样的,以前日子苦的时候,大家一起苦,反正都是只能有一口饭留着,那上面要什么就支持什么。
但现在,情况变就变在,形势好了,地盘大了。
形势一好,老百姓手里有了余钱,就企盼更好的日子,你让他将自己努力攒下来的,再去全部支持上面,那嘴上愿意,心里是真不愿意。
而地盘大了呢,老百姓就对危险没认知了,也就是觉得和他没关系。
很简单,现在大明的战线已经推进到黄河一带,这里面是打生打死,和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人来说,有什么关系?
所以你以支持统一天下为理由去征他们的税,他们能愿意?甚至他们还会觉得,为了统一要过得差,那不如不统一算了。
这种心态不是什么素质不素质,道德不道德的,它就是人性。
你不能以个别的优势者为标准,去要求所有人,因为天下人的情况真不一样。
已经吃上三菜一汤的,和那些才恢复秩序的,就是不一样的!
如果你强行要求如此,那就会动摇大明刚刚建立的民心和威望。
可反过来,要是将制度从先军制度向天下治理的常态化转变,那情况就不同了。
以税收的形式从各地收取钱粮,然后转头作为北伐的专用款,就成了一个不断刮肉却不痛的常态情况。
这和后世赵匡胤攒封桩钱一样,就是一点点攒下统一战争的本钱。
此外,常态治理还能把军队从许多不该管的事情里解放出来。
军队就是军队,它的本职是训练、守边、作战、保卫国家。
如果让军队长期管理地方,它表面上权力很大,实际上战斗力反而会被腐蚀。
一个将领天天想着地方那点事,那还剩多少精力用在军队上?
军队就是军队,它是守夜人,而不该是社会的中心。
这不是因为赵怀安不信任自己一手创建的保义军,而是因为他太了解权力。
权力只要不被边界约束,就一定会自己膨胀,这是它的属性,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。
今天是为了方便,明天就是为了利益,后天就会变成理所当然。
到最后,连最初的好人都会被制度推着变坏。
赵怀安不愿意让这些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兄弟,最后变成他们当年最恨的那群牙兵。
所以他宁愿在统一天下之前,就把制度转型这件事做起来。
这当然有风险。
军队肯定会不满,甚至短期内,效率一定会下降。
毕竟过去军府一句话能办成的事,现在要户部核账,兵部发文,州县执行,御史监督,来回折腾,看起来慢了许多。
但赵怀安知道,这个慢是必须的。
快有快的用处,慢也有慢的道理。
大明不能永远停留在战时状态。
否则,哪怕它统一了天下,也会和当年大秦一样,因为停不下来,最后走向崩溃。
说到底,大明不是保义军了,也不是吴藩了,形势变了,阶段变了,那原先能是必要的制度就不合时宜了。
但要想以正经的税收来供养军队,并积蓄北伐的力量,那就必须先弄清大明现在有多少家底。
所以到了四月末,金陵城里的政事堂,几乎每日都是灯火通明。
张龟年、王铎、袁袭、赵君泰、严珣、何惟道、裴德盛、豆卢封、赵六等人轮流入值,六部尚书、诸寺监、十二院主事,都察院御史也常常被召进来议事。
赵怀安在政事堂第一场大议上,先定了一个规矩:
“新朝头三年,不求花团锦簇,烈火烹油!”
“地方官不要搞什么祥瑞、万民伞、也不要动不动就汇报什么父老感泣、百姓踊。
“朕只要实数。”
“如今治下户口有多少,田亩多少,仓储有多少,水利损坏几何,学校开了几所。”
“朕不要虚的,朕要这些实打实的数字,让朕晓得我大明现在到底有多少家底。”
“三年,三年朕要一个崭新的大明,而不是承积前朝之弊的旧摊子。”
这番话一出,众臣心里都有数了。
陛下是要清乱世留下来的积弊。
因乱世而存在的逃户,荒田,亏空,冤狱,豪强兼并,官吏舞弊,以及百姓对于整个天下被战乱打碎后的那种麻木与破败。
以上种种,都要在这三年改变!
所以朝廷第一步,就是发起了“六清”。
即清户口,清田亩,清仓储,清刑狱,清军户,清寺产。
名字听起来朴素,可件件是大事,是要害。
其一为,清户口,是为了知道天下到底有多少人。
乱世里,最荒唐的地方就在这里,官府明明每年都在征税征夫,却根本不知道治下到底有多少活人。
旧册上写着三万户,可真去村里一看,也许只剩一万五都不到。
有的人死了,有的人逃了,有的人投附豪强,有的人躲入寺院,有的人被旧军收作部曲,有的人跨州流移,已经在别处安家。
治理地方治什么?不就是治人吗?要是一个地方户口都不清,那所有政令不都是纸上谈兵吗?
其二是清田亩,定税基。
田亩不是一块地那么简单,它背后是粮食,是赋税,是百姓的生计,是国家的根基。
战乱以后,大量田亩撂荒,原主逃亡或死亡,地方豪族、寺院、军头趁机吞并,这几乎是到处都发生的事。
可朝廷也不能简单说,凡战乱中兼并的田一律夺回。
那样看似痛快,却算是打断了地方生产。
为何?因为现在说一千道一万,如今能组织生产的就只有这些土豪和地头,这就是目前的现状,即便赵怀安再不愿意承认。
而直接一刀切将土豪们的土地,尤其是已经种上的土地给分出去,那就相当于将这些还能组织生产的力量彻底打击得没有积极性。
在目前阶段,大明是需要这些人起模范带头作用的!
所以赵怀安给出的办法是分层处理。
有原主可寻者,先归原主。
原主已死,有近亲者,近亲可领回耕种。
无人认领而被豪族占据者,若已开种植,可由其继续耕作,但必须入册纳税,不得私藏佃户,不得逼良为奴。
若豪族借乱侵夺有主田,又打死打伤原主,或伪造契书,那便是刑案,直接交相关法司处置。
这个分寸很难。
因为它既不是平均主义地一刀切,也不是承认所有既成事实。
赵怀安承认乱世之后地方生产需要恢复,也承认有些豪族确实有组织能力,可他要告诉地方上这些豪族,朝廷是不会允许你们把战乱中抢来的东西洗成祖产,最后说个这一切都是祖宗奋斗得来的。
公平有很多种,而赵怀安目前先做到的,就是公平纳税!
其三便是清仓储,此举是最事关大明家底的一项。
这一点在宋州水灾之后尤其重要。
那一次救灾,赵怀安几乎把两淮、江东能调动的粮船都调了上来。
如果不是吴藩这些年一直重视仓储、漕运、船队,宋州那场灾就不可能救下来。
也正因为如此,朝廷更加明白,仓储攸关国家底蕴,事关军国大事,不可懈怠。
所以大明开国之后,第一批派下去的御史和粮台官,重点就是查官仓和义仓。
不是坐在堂上听仓曹报数,而是直接到地方开仓验粮,抽袋称重,分辨新粮旧粮,霉粮好粮。
赵怀安甚至专门让工院设计了一批新式仓牌。
每座官仓门口都要悬牌,写明仓名、储粮种类、上次验粮日期、负责官吏姓名。
其四便是清刑狱,这是为了整肃地方风气,开创新朝气象的重要之举。
为何自古新君即位都要大赦天下?就是为了显示天子仁德,海晏河清,没有作奸犯科之辈。
但赵怀安却还是要清一下以往的犯人,确定到底是何等罪责。
这里面固然有盗匪和杀人犯,但更多的却是欠债的,争田的、被豪强送进去的,被衙役勒索不成的,案子拖了几年没人管的。
一个人进了狱,若家里没人送钱,便可能死在里面。
所以赵怀安命刑部和都察院定下新规,州县官每十日点狱一次,道一级按月抽查,刑部按季巡按。
凡久押不决,必须列名上报。
民讼债讼不得与重犯同押。
狱卒私收钱物、加镣、断食、传话勒索者,重则流放,轻则杖责革役。
这条政令一下,天下州县狱卒自然是怨声载道。
但怨也没用,赵怀安最恨这种人。
在他看来,盗贼害人是害人,狱卒害人却是披着王法的皮害人,这比盗贼还可恶!
所以,天下是要救的,但司法刑狱也是要梳理清楚的。
其五便是清旧军,这是为了彻底拆除乱世军政遗留。
在保义军收复的很多地方,如今名义上是归附大明,可实际上依旧有大量的旧军、土团、寨兵、牙兵盘踞。
这些人号为百姓,但实际上家家有刀,又有往日的关系,一旦地方官触及他们利益,他们就会化身最危险的阻力。
所以赵怀安肯定是要清理这些人的,其办法不是一味裁撤,而是整编。
能打的,入各卫所军;老弱的,给田归农;有罪的,法司问罪。
地方乡兵若确有保境需要,则改为巡检弓手,登记姓名、兵器、住处,拆散分配。
总之,大明要在地方上彻底垄断武力,而地方上原有的那些力量,要被招安,要么就是被拆散,没有第三条路!
最后这一清,就是清寺产。
这一项最敏感。
唐末乱世,寺院不只是宗教场所,更是经济实体。
寺院有田,有粮,有佃户,有僧兵,有仓窖,也有大量不入户籍的人口。
有些寺院确实救济百姓,收养孤儿,施粥施药。
可也有大量寺院趁乱兼并土地,收纳逃户,逃避赋役,甚至放高利贷。
对这件事,朝中争论很大。
有人主张直接抄寺,认为天下财赋多入浮屠,正该借开国之威一举清理。
也有人认为佛寺遍布天下,若轻动,恐怕激起民乱,且赵怀安此前对佛门并不苛刻,突然转向,会伤朝廷信誉。
甚至朝中很多人的母亲、家眷都普遍信佛,认为对佛祖动手,心里压力巨大。
最后赵怀安反复思考后,决定也是采取限制的态度。
首先就是寺田、僧人必须登记,只有那些持戒修行者,可以保留僧籍;其他人必须还俗回家。
寺院用于佛事、救济、学堂、医药的田产,可以按规定减免。
但寺院私占民田、藏匿逃户、放贷逼债、私蓄兵器者,一律要处理、清退,没有任何讨价划价的余地。
此外,如果寺院开设义学、医舍、粥棚,州县也会给予旌表。
总之,赵怀安对佛产的主要态度就是这样,引导限制改造,却不是简单来一令,灭佛吧!
这就很赵怀安。
他不在乎你是什么身份,也不在乎你喊什么口号。
你能为大明服务,能为百姓服务,你就能有一席之地!
从此你不是世外的佛教,而是大明的佛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