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清之外,朝廷还同时推动了一件大事,那就是兴学。
大明科举新制已经定下,可若没有县学、州学、道学,那科举就是空中楼阁。
于是,对大明的教育进行规划和改革就势在必行。
这事看起来比六清温和许多,毕竟清户、清田、清仓、清狱这些事,动辄就要碰到豪族、寺院、旧吏、军头的利益,地方上稍不留神就要闹出人命。
兴学就不一样了。
修学校、延师资、书籍、给孩子读书,听起来总是体面的。
地方豪族愿意捐钱,因为这能得名声;士人愿意参与,因为这本就是他们的传统地盘;百姓也愿意,因为家里若有个孩子能识字,哪怕以后考不上进士,去衙门当个小吏,也算是改了门庭。
可赵怀安和政事堂诸公都清楚,兴学这件事看起来最不伤人,实际上却是大明立国以后最深的一块改革。
因为这些学校教授的不仅是儒学,还有格物、数学、农政、转运、水利、营建、医药、算学、市舶、军器、律法、舆图、航海这些各种实用知识。
而这些东西才是大明真正能与旧朝不同的根基。
此时,大明科举新制已经定下,县学、州学、道学、会试、殿试,一层层把天下人才纳入朝廷的选拔体系。
但科举只是出口,如果没有前面的学校,没有稳定的师资,没有合适的课程,没有国家对教育方向的掌握,那科举最后就会变成另一种异化的东西。
这事不是没有前车之鉴。
自古以来,官学原本是养士之地,地方学校原本也有教化百姓,培养吏才、维持风俗的作用。
可后来科举日盛,学校日衰,读书便只剩一件事,那就是考试。
县学、州学、书院、私塾,全都围着科举转。
老师不教圣贤道理,全在汲汲营营于一篇文,琢磨诗赋,名公喜好,好一跃龙门。
结果就是,地方上的学校还在,但为天下培养人才的作用却丧失了。
赵怀安对此看得很清楚。
他不反对科举,恰恰相反,大明开国第一科,是他亲自把科举炒成了天下盛事,让天下人都知道,考上科举便是天子门生,便是光宗耀祖,便是从此进入新朝政治体系的正路。
可正因为赵怀安如此看重科举,所以他才要改造教育,使得科举真正能为国为天下输送人才,而不是起一个筛选的作用。
未来大明不说会遇到千年未有之变局,那肯定遇到的形势和事情,也是前所未有的。
所以,真正为天下,为后人培养一批有经世济用的人才,就是赵怀安最大的爱。
但理想是好的,可地方上有什么?有老儒,有塾师,有会写文章的士人,有熟读经义的先生。
这些人不是无用,甚至很有用。
一个国家若没有儒家提供道德、名分、历史和礼法的底盘,那就很容易崩散。
可如果地方学校里只有他们,而没有能教算学、格物,那所谓十二院制度,最后只会停留在金陵。
到时候,金陵有实学,地方无实学;朝廷讲格物,县学仍旧只读经;科举设专科,州学却没人能教。
如此十年二十年以后,天下士人为了前程,还是会重新挤回儒学一道。
因为儒学有师资,有传统,有社会地位,是读书人跨越龙门的天然路径。
实学若没有制度托举,只靠赵怀安一时偏爱,必然会名存实亡。
所以六月初一,赵怀安召礼部、国子监、十二院、吏部、兵部、工部、户部诸臣入政事堂,正式议定大明教育规划。
这一次会议开得很久。
从清晨一直到夜里,连午饭都是在政事堂里吃的。
张龟年先陈述大略:
“陛下,臣以为大明学校,不可只为科举设。”
“学校之用,第一在养民,使百姓子弟识字明理,知国法,知公义,知农桑水利之常识。”
“第二在养吏,使州县得有能书,能算、能断文案、能行法令之基层人才。”
“第三在养士,使天下才俊循学而进,入科举,入朝廷。”
“第四在养工,使农、工、医、商、水利、营建诸业皆有可传之学,不至师死艺绝。”
“第五在养兵,使民间子弟有强健体魄,知队列、弓弩、自卫、救灾之法,日后从军者易训,不从军者亦可保乡里。”
“若只以学校为进士科预备,那便又回到旧唐末流去了。’
这番话一出,政事堂里许多人都点头。
因为这正是大明兴学的根本。
学校不能只服务于少数读书人,必须服务于整个国家。
随后,礼部提出了教育宗旨的初稿。
初稿写得很雅,大意是“明伦、修德、经世致用、尚武、养民”。
赵怀安看完以后,觉得还不够直白,便亲自改成了三纲。
第一曰明义;第二日尚实;第三曰习武。
这不是说大明教育只有三门课,而是整个教育的政治规划要围绕这三块来展开。
所谓明义,就是儒学和国家名分。
人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,天下为什么需要秩序,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朋友、乡里之间如何相处,公义与私利如何分辨,国家法度为何不可轻犯,历史上的兴亡为什么发生。
这一块主要由儒学承担。
赵怀安没有因为重实学,就要把儒学打倒。
他很清楚,儒学之所以能在这片土地上延续那么多年,不是没有原因。
它能把分散的家庭、宗族、士人、官府和国家放进一套共同语言里,培养人的责任感、羞耻心、名节、家国之念。
这些东西如果完全没有,国家就会只剩利益交换,到时候大难来临,也是各自飞的。
所以大明学校仍要读经,仍要读史,仍要讲礼,仍要学圣贤文章。
但这和旧教育最大的不同在于,儒学不再独尊为全部。
它只是本,却不是用。
那什么是用?那就是实用知识,也就是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,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,而不是空谈义理。
所以数学是各级学校都要学的,而如律令、农政、水利、营建、医药、格物、矿冶、航海、市舶、舆图、仓储、会计这些,则会到了不同阶段有侧重,有分流。
整体培养路径就是先通后专!先博后精!
赵怀安对此说得很重:
“朕已经反复说过了,这一次再说一次!”
“什么是大明需要的人才?尚实!什么是大明不需要的?那就是务虚!”
“就是那些明明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,却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读书人。”
当然,赵怀安也知道,尚实最容易沦为空中楼阁。
因为儒学有师资,实学没有;儒学有经典,实学教材不足。
儒学有读书人的身份,实学在民间常常被视为手艺,甚至被视为贱业。
所以赵怀安定下办法,由十二院分别编写初等教材。
算学院编《初等算经》,农政院编《农桑初义》,水利院编《沟渠陂塘图说》,医学院编《养生救急小方》,律学院编《民间律令浅说》,市舶司和航海院编《海路货殖初识》,工部营建院编《木石土工入门》。
这些书必须要写得县学、州学的旧文人直接拿来用,还能让普通学生能听得懂。
而除了儒学和实学之外,另外一块很重要的就是武学。
所谓武学,则不是要把所有学生都变成军人。
大明刚刚从先军体制向天下治理转变,赵怀安当然不会反过来把学校也变成军营。
但他也绝不会搞那种文弱无力的教育。
乱世还没有完全结束,北方仍有强敌,关中、河北、河东、幽州都不是善地,甚至以后经略海外,开拓四极,都需要武备人才。
大明子民若只会读书,不会强身,不知弓弩,不懂队列,不知刀兵,那国家迟早会重新把保卫天下的责任全压到职业军人身上。
而一旦军人变成唯一能保护国家的人,军人自然会变成特殊阶层。
所以习武教育的真正目的,恰恰是防止军队与民间彻底割裂。
学校里的学生不一定都要从军,但要懂得国家有兵事,乡里有守御,灾荒有救援,身体有锻炼。
所以,凡是县学及以上,皆设体课。
初等学童以跑跳、角力、木棒、投石、蹴鞠为主。
州学增加弓弩、骑术、游水、负重、营垒常识。
道学以上,则可选修兵学、舆图、军需、城防、救灾组织。
赵怀安特别强调,习武不是逞勇斗狠,学校严禁私斗。
学生若借习武欺凌弱小,重责。
真正的尚武,是强身、守纪、知耻、能担责。
赵怀安在政事堂里说:
“朕常听说,侠以武犯禁,好像天下习武人多了,就要亡了!”
“如果天下这么亡了,朕也无话可说!”
“朕怕的是,明明手无缚鸡之力,却满嘴天下兴亡,最后是家国有危,不过百无一用!”
“但朕同样担心,学校教出的是一群只知私斗好勇,不知公义纪律,不知家国天下的匹夫!’
“这样的人满天下都有,哪里需要朕和百姓来培养?”
“所以学校习武,要在入学前,就开始练队列。”
“让学生们先学会听号令,知进退,明白自己不是个体,而是集体的一份子!”
这三纲定下以后,教育行政的问题便接着摆到案上。
过去传统教育的问题之一,就是政出多门。
中央有礼部,地方有州县,书院有山长,私塾有塾师,官学有学官,谁都能管一点,谁又都管不彻底。
最后学校好坏,全凭地方官心情和乡绅财力。
赵怀安不愿如此。
于是大明决定,在礼部之下设学政司,总领全国学校条格。
国子监改组为国子大学,掌中央官学与师资考核;十二院各设学科署,负责本门教材、教习训练与专科考试;各道设提学官,州设学正,县设教谕。
这样一来,教育不再只是礼部的礼仪附属,而是一套完整行政系统。
但赵怀安也留了限制。
地方学校的经费、校舍、学田,由州县负责;课程、师资、考核,由学政系统监督;科举出身,由礼部掌握;实科内容,由十二院参与。
这就是分权。
不能让州县随意办学,也不能让礼部一家闭门造车,更不能让十二院只管自己的小门类。
私学也被纳入监督。
大明不禁止私塾、书院、族学,相反,朝廷鼓励民间办学。
但所有私学若要学生参加县学考试,便必须登记,必须采用朝廷审定的基础教材,必须不得教授违背国法、煽动、鼓吹造反的内容。
这不是要把天下所有老师都变成国家喉舌,而是一个国家教育最起码的底线。
你不能培养一群白眼狼!
私学可以有风格,不能变成法外之地。
随后是学制。
经过反复讨论,大明暂定四段十五级。
第一段为蒙学与县学。
蒙学不算正式官学,多由乡里、族学、私塾承担,收四至十岁儿童,教识字、算数、基本礼法、身体锻炼。
县学则为初等官学,招收通过县学试或由乡里荐送的学生,修业三年,教经义浅说、国文、算学、格律逻辑、农桑常识、体课。
第二段为州学与专门初学。
州学修业三年,分文、实、武三类课程,但不完全分科。
学生仍要同修基本经史、算学、律令、地理、农政、水利、体课,再按才性偏重选课。
旁设专门学科,如医药、营建、船工、农桑、算学、律令、师范,以备不走进士一路者也有出路。
第四段为道学。
道学为高等预备,修业三年。
优秀者入金陵大学堂,或入十二院专门学科,这些人毕业后直接可以参加每三年一次的礼部会试,可以说是直通天。
这样一来,普通教育、实业教育、师范教育不再完全断开。
一个县学学生,可以继续读州学,也可以转入实科。
一个州学学生,可以考道学,也可以入师范,日后做教谕。
一个学医的学生,也可以通过专科进入医学院,毕业后成为官医、军医、州县医官。
这就是赵怀安要的上下贯通、左右可转。
他不愿意出现那种读实科便永远低人一等,读儒学便天然高贵的局面。
当然,现实不可能一纸政令就改变,尤其是学校生和科举的关系。
科举当然还是成为国家官员的唯一正途,但为了和学校教育进行互补,赵怀安确定了新的科举考试的门槛。
大明所有孩子必须经历蒙学、县学、州学、道学四级教育,获得学士学位,然后便可参加大明的科举试。
同时,科举试依旧按照县、州、道、会四级来选拔,然后获得不同的岗位。
如通过科举县试,那就可获得县吏出身;县吏三年后,可参加州试,通过者可获得州吏出身;州吏三年后,可参加科举道试,获得道级别的大吏资格。
这个时候,基本已经是级别非常高,资历非常深了,而再往后,还要进步,就是参加金陵的科举会试,殿试,成功者,直接成为各部级的大吏,真正一飞冲天!
而按照这样的考学制度,一个孩子四岁读书,一切顺利的话,蒙学六年、县学三年、州学三年,道学三年,那出来就是十九。
之后如果要往上深造,就考京师大学堂,要么就考十二院,获得高士身份。
之后就是再继续获得京师大学堂、十二院的聘试,获得讲士身份。
而到了讲士基本就相当于大明重要知识分子,再往上就是被朝廷和同侪公推的大学士,每一个都是国家的股肱智囊,为国家和天子献智。
当然,这条路虽然足够辉煌,但还是太靠资质了。
而一般的可以在道学出来后,就考科举县试。
按照赵怀安设定的这个体系,所有学士最开始都只能考县试,也就是说你十九岁出来后,就算考上科举,也要先在某县于三年吏事。
此后你要是还有心气,就可以再参加三年后的州考、三年后的路考,三年后的会考。
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,在你二十九岁的时候,就能在朝廷中枢任事,如果考评优秀,很可能直接就是外放为正官。
当然,这种情况都是比较理想的。
实际上,大多数普通百姓的孩子,在完成六年蒙学就要出来做工了。
只有家境稍微好,对孩子肯投入的,才会继续读后面的县学、州学。
至于后面的路学,那基本都是豪族出身能承担的。
当然,这只是现状,赵怀安改变不了现在的财富水平,就算强行改变了,没十年就会有新的分化。
他能做的就是在路学这个阶段补充奖学金,只会发给那些家境困难的寒门。
其实赵怀安也晓得这对于广大穷苦生来说还是过于困难了,但实际上,即便没有这四段十五级教育,科举也是需要耗费巨量钱财的。
无论是经年苦读,还是来往赶考,都是耗费巨量钱财的,没有家族的支撑,是难以维系的,所以就算寒门出身,一旦考出来,那是一定要回馈宗族的。
因为没有宗族的资助,真就是没有他!
但科举的残酷却是,十万人苦读,却只有少数人过独木桥,而剩下的全都成了自欺欺人的米虫。
甚至一些人明明考不上,还要继续考,除了麻醉自己,也是为了在家里面获得底气,让父母继续无条件供养他。
而按照赵怀安设计的这条从学校到科举,朝廷不仅可以承担一部分教育花销,而且层层出来都给出路。
甚至,就是这个科举按照县、州、道、会四级考,依旧是给了人希望的。
因为真正优秀的,其实早在道学阶段就考上京师大学堂和十二专院了,这些人出来就是直接可以参加会考,等同于举人身份。
而那些没能考上的,本身就是获不了举人身份,在此前也就是秀才,这些人本身也是给地方州县作吏的。
而因为无法向上流动,很快这些人就会盘踞在地方,成为坏吏之源。
现在呢,赵怀安是让这些人三年后继续考试,要是能力突出有恒心和运道,同样可以平步青云!
而且,因为你可以继续往上考,那上司对你的压榨和霸凌也会顾忌许多,毕竟万一你考上了呢?
所以,赵怀安真是考古今之吏弊,天才将学校教育和科举结合起来,为了让系统有活力,个体总有出路,真是费尽心思了。
当然,这四段十五级和科举的结合肯定也有弊端,那就是真正耽误天才的进步了。
但无论如何,这已经是赵怀安规划得最好,也是最大程度能负担的教育体系了。
而一旦赵怀安认定如此,那基本就是定论了。
在最后,赵怀安还专门提了一条,就是女子教育,就是要开班专门的女子学校,教授和男子同样的知识。
这件事即便是在颇为开明的政事堂内,都是引发了不小争议。
按旧俗,女子入学很容易被人非议。
可赵怀安却很是坚持,他当然也没去挑战世俗,弄一个男女同校,而是要求蒙学阶段,乡里若有条件,男女皆可入学识字启蒙。
但到了县学、州学就是设立专门的女学,只不过女子不参加科举,却依旧可以参加医药、算学、织造、教育等专科考试,入医学院、织造院、女学任事。
这已经是很大的突破。
而赵怀安给出的理由很朴素:
“天下孩子,半数由母亲启蒙。”
“女子全不识字,家中孩子如何开蒙?如何为大明养出真正的人才?”
“朕不是要天下女子都出来做官,但不许她们识字明理,这不是礼法,是愚民。”
这话说得太重,众臣不敢再争。
于是,大明教育规划的第一版,终于在六月初定稿。
宗旨为三纲:明义、尚实、习武。
制度为四段十五级。
赵怀安在定稿最后亲笔写下一句话:
“大明兴学,不为养一朝之官,乃为养万世之民。”
这句话很快被刻成石牌,立在礼部学政司大堂上,共天下学子和后人瞻仰!
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,大明可以真正说一句,他的未来必将远迈汉唐!
创建一个真正的日不落的黄金时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