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还真是个问题……”
郑局听了李东的疑惑，皱眉道：“难不成，凶手不是本地的？或者已经离开很久了？”
秦建国眼睛一亮道：“还真别说，真有可能！凶手可能早就去了兴扬，所以对长乐县不熟悉，故不...
夜风卷着枯叶，在县公安局刑侦队办公楼外打着旋儿，路灯昏黄的光晕里，浮尘无声翻涌。陈磊站在窗边，手里捏着孙立平交来的牛皮纸信封，指腹反复摩挲着粗糙的纸面。信封一角已微微起毛，边角被反复折叠过，边缘泛出浅褐色旧痕——不是仓促塞进抽屉的随手一放，而是经年累月压在枕下、藏在书页间、甚至掖在旧棉袄内衬里的谨慎。
他没拆。
不是不信，是不敢信得太快。
孙立平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递来信封时，抖得厉害，可眼神却像一把钝刀，磨得久了，反而沉得发亮。那种亮，不是豁出去的孤勇，是熬了十年、二十年、把骨头缝里的血都熬成盐粒后，终于肯撒一把在别人手心的决绝。陈磊知道，这信封里装的不是材料，是孙立平后半生压在胸口的石头，是儿子在市建设局副科长办公室里不敢抬头看父亲的眼睛，是妻子病重时攥着缴费单蹲在县医院走廊哭不出声的三十七个夜晚。
他轻轻将信封放进办公桌最底层抽屉，锁上。
“东子。”他转身，声音不高，却让正低头整理走访笔记的李东抬起了头，“你刚才说，张正明的儿子提了一句——‘我爸这样的，就算恨他，也就背后骂几句，绝不会去杀人’。”
李东合上笔记本：“对，原话。”
“这话有意思。”陈磊拉开椅子坐下，十指交叉抵在下颌，“他在帮我们划界。不是所有被赵红梅伤过的人，都有杀人动机；也不是所有动机，都具备杀人能力。他把‘骂’和‘杀’切开了，一刀两断。说明在他心里，有条看不见的线，跨过去，就不是人，是鬼。”
张正明没说话，只是点了支烟。烟头在暗处明明灭灭，像一小簇不肯熄灭的余烬。
“所以咱们要找的，不是那个被骂的人。”陈磊吐出一口烟气，目光扫过桌上摊开的四份笔录，“是那个被逼到线那边，连骂都骂不出来的——已经不是人，但还没彻底变成鬼的，中间那段。”
蒋雨一直蹲在李东脚边，闻言仰起脸，小声问：“磊哥，那……中间那段，什么样？”
陈磊没答，只侧头看向窗外。远处县农机七厂废弃厂房的轮廓，在夜色里只剩下一个锯齿状的剪影，像被啃掉半截的兽骨。八年前那场破产清算，工人砸烂的玻璃窗至今没补上，黑洞洞的窟窿，正对着长乐县东南方向——红河村的方向。
“查李东问。”陈磊忽然说，“现在就去。”
不是明天，不是后天，是现在。凌晨一点十七分。
张正明摁灭烟头：“红河村离这儿四十里，土路多，夜里开车危险。”
“不开车。”陈磊站起身，从衣架上取下旧夹克，“走路去。走夜路，人清醒。”
李东一愣，随即明白过来。这不是莽撞，是策略。白天走访，对方有准备，有台词，有缓冲；而深夜叩门，一个刚丧妻的老汉，面对两个突然出现的公安，惊惶之下脱口而出的话，往往比精心组织的陈述更接近真相。何况，他们根本没打算真走到红河村——红河村太远，但红河村的入口，在县城西郊，有一座废弃的砖窑，窑口朝南，窑工宿舍还剩半堵墙，那里，住着赵志刚的弟弟，赵志弱。
“赵志刚说他弟弟还在村里？”张正明一边穿外套一边问。
“没说还在。”陈磊扣上最后一粒扣子，“只说‘应该还在’。‘应该’这两个字，就是活口。”
车停在西郊荒坡下，引擎熄火，世界骤然安静。远处县城灯火稀疏，近处只有风刮过枯草的沙沙声，还有三人踩碎冻土的脆响。手电光柱刺破黑暗，像三柄短刀，劈开浓稠的夜。蒋雨背着帆布包，里面除了记录本、录音笔，还有一小瓶白酒——给老人暖身用的，也是试探用的。酒精能麻痹舌头，也能松动牙关。
窑口比想象中更大，半塌的拱形门洞下，堆着几捆干柴。门虚掩着，没上锁。李东伸手推门，木轴发出悠长干涩的呻吟，惊起一团黑影——一只野猫从梁上跃下，尾巴扫过陈磊的手背，冰凉如蛇。
屋里没点灯，但炕沿上一点微红，在黑暗里明明灭灭。
“谁？”沙哑的声音，带着浓重的痰音，从炕头传来。
手电光照过去。一个瘦小枯干的老头蜷在铺盖卷里，穿着看不出原色的棉袄，手里捏着一支劣质烟卷，烟头的光映着他脸上纵横的沟壑，每一道都像被犁铧反复深耕过的田埂。
“赵志弱同志？”陈磊蹲下身，没开手电，只让光柱斜斜打在自己胸前的警徽上，“县公安局，有点事，想跟您聊聊您哥哥，赵志刚。”
老头没动，烟头又亮了一截。“赵志刚？”他重复了一遍，声音里没什么波澜，“那个当官的？早死了。”
“没死。”陈磊平静地说，“他活着，身体挺好，今天下午还跟我们聊了好久。”
老头吸了一口烟，缓缓吐出，烟雾在冷空气里凝成一小团灰白。“哦。”他应了一声，再没下文。
蒋雨悄悄拧开白酒瓶盖，一股辛辣的酒气漫开。李东往前挪了半步，膝盖几乎碰到炕沿：“赵叔，我们来，是为李德昌家的事。”
“李德昌？”老头眼皮都没抬，“那个经委主任？死了？活该。”
“一家五口，全死了。”李东盯着他的眼睛，“一刀一个，没留活口。”
老头的手指终于颤了一下，烟灰簌簌落下，烫在手背上，他却没缩。过了足足半分钟，他才低低地笑了一声，那笑声像是砂纸在磨铁锈：“报应啊……报应来得慢，可没漏过一个。”
陈磊没接话，只从蒋雨手里接过酒瓶，倒了小半杯，双手捧着，递到老头面前：“赵叔，喝口酒，暖暖身子。这事儿，您知道多少，就说多少。我们不记名，不录音，就听个真话。”
老头的目光第一次真正落在陈磊脸上。浑浊的眼珠转动了一下，像生锈的轴承艰难咬合。“真话？”他嘶哑地重复，“真话……能值几个钱？”
“不值钱。”陈磊说，“可有时候，一句真话，能救一条命。”
老头沉默着，盯了那杯酒很久，久到酒液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霜。终于，他伸出手，不是去接杯子，而是用枯枝般的手指，狠狠抹了一把脸，指甲刮过颧骨，发出轻微的刮擦声。
“你们……真想知道？”他问。
“真想。”陈磊说。
“那你们得先答应我一件事。”老头的声音忽然低得像耳语，“等你们找到那个人……别让他死得太痛快。”
陈磊没点头，也没摇头，只将酒杯往前送了送。
老头接过去，仰头灌下。辛辣的液体滑入喉咙，他剧烈地咳嗽起来，肩膀耸动，像一张拉到极限又骤然松弛的弓。咳声停歇后，他喘着粗气，从褥子底下摸出一个硬壳笔记本，封面糊着黑泥，边角卷曲发脆。
“这是我哥……让我记的。”他声音嘶哑，却奇异地清晰起来，“他不敢写在单位，不敢存家里，怕被人搜出来。每次回家，就坐在这炕上，我给他念报纸，他听着听着，就掏出小本子，记几句。记完，烧一半，留一半。”
他翻开本子，纸页泛黄发脆，字迹却异常工整，是老式钢笔写的，墨色深沉，力透纸背。第一页，日期是1986年7月12日，旁边画了个小小的叉。
“农机七厂技改项目，批七十万。设备旧，翻新，故障率高。李东问被撤职。老婆离婚，娘气中风，两个月走。——赵志刚记。”
第二页，日期是1987年3月4日，叉号更大。
“七金厂技改，批七十万。设备采购合同签省城贸易公司，老板姓李。设备实际值不足三十万。账面平。——赵志刚记。”
第三页，1987年11月18日，叉号涂成了血红色。
“机电厂改制。安置费分配不公。厂长暗示赵红梅索贿。张正明送八千，再送八千。丈夫调至机械厂，债台高筑。——赵志刚记。”
陈磊的手指停在第三页。他没看文字，只盯着那个血红色的叉。不是画上去的，是用红墨水反复描了三遍，墨水洇开，像凝固的血痂。
“他记这些，不怕吗？”李东轻声问。
老头咧开嘴，露出几颗发黑的残牙：“怕？怕早就烂在肚子里了！他记，是因为他知道，总有一天，会有人来找他问这些事。不是纪委，不是监察局……是警察。因为只有警察，才会为一条人命，追着另一条人命跑。”
他翻到最后一页，纸页更脆，几乎一碰即碎。日期是1989年12月28日，距离李德昌灭门案，仅隔二十二天。
“李东问回来了。”老头的声音陡然绷紧，像一根即将断裂的琴弦，“腊月二十三，小年。他背着个化肥袋子，站在我家窑口。我没认出他，胡子拉碴，眼窝凹下去，像两个黑窟窿。他说：‘哥让我告诉你，东西埋在老槐树根底下，第三块砖下面。’说完就走了，没回头。”
“东西？”陈磊问。
“账本。”老头吐出两个字，像吐出两块烧红的炭，“李东问亲手做的账。农机七厂那七十万，谁经的手，谁拿的回扣，钱最后进了哪个口袋……一笔一笔，清清楚楚。他疯了八年，没疯，是在等这个。”
蒋雨下意识攥紧了帆布包带。
“老槐树在哪？”陈磊问。
老头抬起枯瘦的手，指向窑外东南方向：“红河村口。歪脖子老槐，树皮剥了一半，底下露着白茬。”
陈磊没再问。他站起身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，一百元一张，整整十张，轻轻放在炕沿上。“赵叔，买点米面，过年了。”
老头没看钱，只盯着陈磊的眼睛：“你们……真能把他找出来？”
“我们只找凶手。”陈磊说，“不管他是谁。”
离开砖窑时，天边已透出极淡的青灰色。蒋雨走在最后，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窑口黑洞洞的，像一张沉默的嘴。他忽然想起张正明儿子的话——“能把事做那么绝的，一定是被赵红梅害得更惨的人”。
更惨？
农机七厂厂长李东问，家破人亡，身败名裂，母亲病逝，妻离子散，流落乡野，靠捡破烂度日……这还不够惨？
可赵志弱说，李东问没疯。他疯了八年，是在等一个机会，等一个能把赵红梅钉死在耻辱柱上的证据。他像一头蛰伏在黑暗里的狼，舔舐伤口，磨利爪牙，把所有的恨都锻造成一把刀，刀尖只对准一个人。
那么问题来了——
如果李东问真的带着那本账本回来了，如果他真的在腊月二十三就出现在红河村口，那么，二十二天后，当李德昌一家在凌晨三点被逐一割喉时，李东问在哪里？
他在老槐树下挖出了账本吗？
他拿着账本去找过谁？
还是说……他根本没来得及？
陈磊的脚步忽然顿住。他站在荒坡顶，望着远处县城模糊的轮廓，风掀动他额前的碎发。一个冰冷的念头，像毒蛇般钻进脑海：
账本，从来就不是为了交给警察。
账本，是李东问留给自己的遗书。
是他在动手之前，为自己准备的最后一块墓碑——上面刻着所有名字，所有罪证，所有他即将用命去清算的，血债。
“东子。”陈磊转过身，声音在晨风里异常清晰，“通知技术科，立刻带勘查设备，去红河村口，找一棵歪脖子老槐树。重点勘查树根附近，第三块砖的位置。另外，调取全县所有旅店、招待所、废品收购站、以及城乡结合部出租屋，从腊月二十三开始，所有登记入住或停留超过两天的男性人员名单，年龄范围，四十到六十岁，特征……”他顿了顿，目光沉沉，“特征是：左手小指缺失。”
李东瞳孔一缩：“您怎么知道？”
陈磊没回答。他只是慢慢抬起自己的左手，在黎明前最深的暗色里，缓缓屈起小指。
“张正明没提过。”他说，“但赵志弱的烟盒，是‘大前门’。烟盒侧面，印着一行小字：‘特供’。这种烟，八十年代只配发给县级以上干部，以及……当年农机七厂的领导班子成员。”
而农机七厂当年的厂长，李东问，在厂史档案照片里，永远只伸出四根手指。
因为第五根，早已在一次设备事故中，被碾得粉碎。
风更紧了，卷起地上一层薄雪，扑在三人脸上，冰凉刺骨。远处，第一声鸡啼划破寂静，短促，锐利，像一把刀，劈开了长乐县十九年的黑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