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明,乾元元年,二月,广州。
大明才开国,可广州港已经比旧日更加热闹。
这不是说广州以前不热闹。
自汉唐以来,广州本就是南海门户,蕃商、海舶、香料、珠贝、象牙、玳瑁、胡椒、沉香、琉璃器,乃至昆仑奴,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,都是从这里入中土的。
可如今的热闹,却和以前不一样。
以前广州的热闹,是蕃商把东西带来,中土这边坐着收钱收获。
可现在的广州,是大明自己的船队排队出港,带着货物走出去,下南洋!
码头上,市舶司的吏员们忙得脚不沾地。
这段时间他们可太忙了,因为季风要到了,一年里最大规模的出港都集中在这一两个月,这些人是忙得睡觉都在盖章。
一箱箱瓷器从车上卸下来,外面用稻草、竹篾、麻绳层层捆牢,箱角还打着木条,生怕在海上被浪一颠便碎了。
那些瓷器里,有洪州窑来的青瓷,也有越州来的秘色,还有一些江南新烧出来的白瓷小盏,碗口极薄,敲起来清脆得像冰。
茶叶则更金贵。
小光山茶、淮南团茶、江东散茶,分别用青瓷、竹筒、木匣、油纸包好,外面再压上封。
至于佛经,则是金陵、扬州、润州几个大寺和雕版作坊赶出来的。
这些年大明南方的印经坊兴得厉害。
以前一部佛经要抄很久,价钱自然贵得吓人,可如今雕版一开,一板一板刷下去,纸墨虽也不便宜,但比手抄已经省了太多。
于是这些佛经便成了海商们最喜欢带的货。
南岛诸夷未必都懂佛法,但只要有僧人,有寺庙、有城邑,就总有人愿意用香料、蔗糖、金砂、鹿皮来换这些从中土来的经卷。
尤其那些新近依附大明海商的岛上酋帅,他们未必真信佛,却晓得一卷印好的佛经摆在家中,便是和中土文明沾了边,是能压服其他部族的象征物。
甚至有人还会专门拜这些乘着大白船而来的海外人带来的佛像,以为有无边法力!
当然,真正压舱的还是铁、布匹和铜钱。
大海上做生意,最要紧的从来不是你带的东西有多雅致,而是你带的东西到底能不能让那些岛人一下就看出它的作用和价值。
瓷器、佛经这些东西到底是需要有眼光的人才能看出价值,但铁刀就直观多了。
直接拿块木头试刀就能让这些番酋们阿巴阿巴,兴奋起舞!
至于麻布、铜钱则是大量的海外人,包括日本那边,都有海量的需求,还能作为压舱物。
所以广州港里的铜钱,几乎是成箱成箱地往船上搬。
那些钱箱一上船,船身都要往下一沉,船工们便在旁边大喊,让人慢些,别把船给压偏了。
码头上还有专门负责记数的市舶司小吏,手里拿着竹等,一箱过来,便往木盘里丢一根筹子,丢到后面,竹筹堆得满满当当。
而在这些大宗货物之外,广州港还有无数杂货。
有人往船上搬铁锅、铜镜、剪刀、锄头、斧头、鱼钩;有人搬漆器、纸张、香烛、彩绢、胭脂;还有人一担一担挑着粗盐、药材、酒曲和针线。
甚至连鸡鸭猪羊都在往船上赶。
大船要出海,一去就是数月,总不能只吃干粮,咸鱼和腌菜。
那些猪羊被赶上船时,吓得四处乱拱,引得码头上一片叫骂。
有个伙计被一头猪拱翻,整个人摔进一堆麻袋里,旁边的力夫笑得直不起腰,那伙计爬起来,抡起竹竿就追猪,猪却顺着跳板往船上冲,吓得船头水手大喊:
“拦住!拦住!拦住那个畜生!”
一时间,满港都是笑声、骂声、吆喝声、牲畜叫声。
可以说,这段时间的广州港都是这样,才是清晨,便喧沸如鼎。
等太阳升高,江面上便更显壮观。
一艘艘大海船停在泊位上,船桅如林,帆布半卷,粗索横斜,远远望去,好像一片木头长成的森林。
有的船已经装好货,正在等市舶司最后验看。
有的船还在装水,船工们把一只只大水桶滚上甲板,再用绳索吊入舱中。
航海业并不简单是造船出海就行了,它是一个典型的全产业联动,最后展现在一个尖端产业的例子。
比如说这个装水的木桶吧,它看起来只是一个木桶,可真要做成能随大船出海数月的水桶,就没那么简单。
首先木料要选得好。
太嫩的木头不行,出海后受潮、受热,受盐风一逼,很快就会开裂;太老的木头也不行,硬脆,箍不紧,稍一碰撞便容易崩口。
所以广州船场旁边专门有几处木料行,常年收购岭南、闽越、江南各地送来的木材,什么木适合做船板,什么木适合做桅杆,什么木适合做桶板,什么木只能劈了烧火,都分得清清楚楚。
其次是箍桶的手艺。
木桶不是把几片木板围起来就能成的。
桶板要刨出弧度,拼接处要严丝合缝,外面还要用竹箍、藤箍或者铁箍紧紧勒住。
若是装淡水的桶,里面还要用热水烫过,再用特制的草灰水洗净,最后晾干,免得水一装进去便带着霉味。
若是远航的大桶,还要在外面刷油,桶底加固,搬运时也要有专门的木架,不然船在海上一摇,几十只水桶滚起来,能直接把人腿撞断。
所以一个水桶背后,其实牵着木材、铁料、竹藤、桐油、箍桶匠、搬运力夫、仓场管理,甚至还有一整套验收规矩。
水桶如此,船帆也是如此。
远远看去,帆不过是一大片布。
可这片布要能吃风,要能受雨,要能在海上日晒雨淋数月不烂,就不是寻常布匹能做的。
织帆布的麻要够长,线要够韧,只得要密,缝帆的针脚要齐,帆边还要加厚。
一面大帆从织出来,到裁剪,到缝合,到上桅,里面要经过纺麻、织布、漂洗、晾晒、裁帆、缝帆、上索这些工序。
而缝帆也不是随便一个裁缝就能做,毕竟衣服坏了,顶多漏风,可要是帆在海上裂了,那就是要命了。
再说那些粗索。
船上到处都是绳索,升帆要绳,落帆要绳,拖船要绳,系泊要绳,吊货要绳,风浪中固定货物还是要绳。
这些绳索有麻绳、棕绳、藤绳,不同地方用不同的绳,粗细、软硬、耐水性都不一样。
绳索若搓得不好,平日看不出来,到了海上遇到大风,猛地一受力,啪的一声断开,轻则打伤,打死水手,重则整面帆失控。
所以广州港附近还有专门的搓绳作坊,长长的棚屋里,数百工匠沿着绳道来回走,把麻丝一股股拧成绳。
还有船上用的最多的铁器。
包括船锚、船钉、铰链、铁环、钩索,方方面面全是铁料。
而这因为是用在海上,所以这些铁器的冶炼要求还特别高。
而这些铁器背后,又是矿山、冶炉、铁匠、炭场、运输、官府验收和商人垫资。
甚至连船上的一枚铁钉,都是矿业、煤炭业、冶炼的联动。
再看瓷器。
瓷器当然是货物,可它同时也在反过来推动航海。
因为瓷器怕碎,所以需要更好的木箱,更细的稻草,更稳的舱位,更会配货的舱管。
一般货若不会配,重货压在一边,轻货堆在另一边,船身便会偏;瓷器若和铁器、石料放在一起,海上一颠,回港时就只剩一舱碎片。
所以如今广州港里最好的舱管,不只是懂搬货,还要懂货性。
什么货怕水,什么货怕热,什么货怕压,什么货可以压舱,什么货必须悬空隔开,都要心里有数。
药材也是航海业的一部分。
远航船上最怕人生病。
风寒、腹泻、伤口腐烂、湿热、瘴气、水土不服,哪一样都能要人命。
所以每条大船出海,都要带医匠,也要备各种药材,比如姜、艾、黄连、苏木、酒、盐、针线、膏药、止血散,还有专门防船上湿病的丸药。
这些药从哪里来?从药农、山民、药铺而来。
而医匠如何知道该带什么?这又是历年跑海积下来的经验。
哪条路容易遇擇,哪片海炎热,哪个季节淡水容易坏,哪种伤口必须立刻用烈酒洗,哪种病人不能留在闷舱里,这些都不是书里可以教的,都是这些年吃海饭的,用命换出来的经验。
还有食物。
以前出海普遍都是带米、麦、豆、腌菜、咸鱼、酱、醋、酒、干果这些,主打一个不占地方,能填饱肚子。
可很快就发现不能这样,那些常年出海的,很快身体就慢慢垮掉,从牙龈出血,腿脚发软,伤口不愈。
后来,还是医学院那边的学士们走访了很多沿海吃海饭的,发现依旧有很多船出海都不会遇到这些问题。
而这些人都有一个共性,那就是会在船上尽量补新鲜果蔬,尤其是那些携带橘橙的尤其如此。
其实新的知识就是这样发现的,并不用从原理上去演绎,只要从众多案例中去归纳共性就能找出某种因果或者联系,而就形成了知识。
所以,很快沿海的船主们也开始为船员们准备这些鲜蔬,尽管这提高了不少出海成本,可和全船陆续病倒比起来,那就小太多了。
此外,还有船上用的灯油、桐油、漆料,其背后也是一个个产业。
比如桐油用来刷船板,可以防水、防腐;漆料用来封缝、护木;灯油则是夜里值守,看船必要的。
而这些都离不开巨量的产业集群贸易,所以沿海的地方有很多,但能形成大规模的就只有珠江水系的广州港和长江水系的华亭港。
因为只有这两个地方,得以背靠成熟的水网,将沿水的各产业链集合在一起。
而除了这些物资的集合外,航海还需要文字和算术。
海贸最重要就是挣钱,所以自然是要将成本和支出算清的,毕竟现在的大航海都是用的新式大海船,其造价高昂已不是一两家能承担起,都是从各地豪商那边集资募集股本。
这些豪商呢又普遍都是各水网上的各产业链的产业主,本身又会和船东有贸易来往,所以这账目就更复杂了。
而这自然对算数的要求就越来越高,数学也不再是为某种天文和神秘主义去服务的了,就是现实需要,这自然就促进了数学的扩大和发展。
此外,还有风向,航程、星位、水色,舱管,这些都需要专业的人才。
可以说,别看广州这边好像是独自繁华,其背后却是无数产业和新型知识和技能的集合。
也由此可见,大航海这件事对文明的要求有多高!
此时,广州已经进入一年中最忙的时候,有些海商普遍都是在家中过完年才开始集中出海,毕竟出海九死一生,要是年都不过,死也太冤了。
可也总有人是不肯等的。
这些人未必比别人更勤快,只是胆子更大,心也更黑。
越是广州港这样繁华到流油的地方,越有人觉得官府的规矩只是写给老实人看的,真正的富贵还得是写在刑罚里面的!
广州作为中土最老牌的通海港口,一应制度都是非常成熟的,而在吴藩时期,这里又引入了关税制度。
而到现在的大明时期,广州依旧是中央财政的聚宝盆。
可这些钱都哪里来的?不还是这些船主们交吗?
有些船主愿意交这钱,毕竟大明海关也是正经做事的,只要你交税,就能享受港口的配套服务。
所以即便没有人真的愿意交,但他们体量大,赌不起,也自然就交税买平安。
可这些税收落在广州附近常年跑海的海商,那就不能忍了。
都是出海凭本事挣的,我凭啥给你分钱?
而且大明官府的关税还特别高,只要稍微把这里面的税收给省了,那剩下的都是他们挣的。
都是出去玩命的,当遵纪守法的良民?那不如在家种地算了!
这种心态在闽海、广海这边很多本土豪商心中是非常普遍的,甚至他们还会从海外再掳来男女,转手卖到内地富户家中,那更是一本万利。
而大明是严令禁止贩卖奴隶的,尤其是海外奴隶入中土。
之所以如此,也不是赵怀安这般道德洁癖,而是他非常清楚,如今中土这边百废待兴,人口锐减,其实对于一个如此广域的环境是非常危险的。
要是这个时候让海商们把口子放开,那些钦慕中土的外海人源源不断进入,他们再生,没准不超四五十年,就能在中土占据一个非常大的人口数量。
而对于族群来说,什么文明的先进都是虚的,就是看人口,因为人是一切,如果你文明再先进,人都换了一波了,那你这文明是干嘛?
更不用说,大明为了天下秩序,死了多少人,多少才智之士抛头颅洒热血?为什么?
不就是为了后辈子孙能活着好?能活在太平年景里?
然后好了,你前辈九死一生打基础,最后被人家海外人一个移民,就给把福享了?前辈们不得气活过来?
而且那些外来的人也不是物件,人家也有记忆,也有传承,如果这些人又没办法融入到社会的主流,又会进一步加深他们内部的封闭和认同。
到时候,迟早要有一场内乱到来,以决定这片土地的传统和价值观念!
更不用说,在赵怀安看来,现在虽然草创,百废待兴,却是一个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。
随着大明的物质生产越来越发达,那对于人力的需求就会越大。
而现在中土这边恰恰人力吃紧,所以就一定会使得人力资源的价格上升。
人力资源的价格上升,又会让全社会都享受到海贸发展的成果,毕竟一个产业就算再挣钱,可却只有小圈子里越来越富,那是没意义的。
如此百姓有钱,就会更愿意消费,最后又会反哺到市场中,最终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。
而不是反过来,人越多,价格就越低,老百姓就越没钱,没钱就越不能消费,生产就会更低,人力价格就会被压得更低,最后进入内卷。
所以产业的爆发点也是看时运的,最好的情况,就是在人口爆发前,不然一旦进入内卷,那就整个社会进入一潭死水。
此外,更高的人力成本又会提高船主和坊主们的用工成本,就会倒逼他们去提高技术的占比而不是人力的占比。
如此,社会对技术的需求又会使得社会进入一个技术的爆发阶段。
而有后世经验的赵怀安,自然是明白,技术才是创造财富的永动机!
如此,赵怀安如何能允许海商们将外面的人口走私进来?
这就是治国,方方面面的细节其背后都有一个大的系统。
但朝廷的方针再好再正确,都是有人性的深层欲望来挑战的。
如此,眼前的广州越是繁荣,缉私所就越忙。
在广州港口市舶司的南侧便是缉私所,门口常年站着披甲武士。
这些武士不是寻常衙役,多是海军都督府退下来的老卒,也有些是岭南本地厢军中挑出的精壮。
今日,这广州湾依旧如此前一般繁忙,可当时刚过,港口东面的水道上忽然传来一阵急促锣声。
熟悉的一听,就晓得这是缉私追船的急锣。
于是,码头上的力夫、牙人、水手、小贩全都停下手里的活,转头往江面看去。
只见两艘小快船从东面水道冲出来,前面一艘船帆斜挂,船上人拼命划桨,后面一艘挂着市舶司巡检旗,船头站着十几名持弩武士。
后船上有人大喊:
“停船!”
“再不停船,放箭了!”
前船哪里肯停?这都是掉脑袋的事情!
其实这也是律法的无奈之处。
大明还是吴藩时代就对走私采取高压策略,按照走私金额分别量刑,最高直接就是死刑。
一开始也有朝臣提过一些声音,说如果走私要死刑的话,那势必会引发那些走私贩子们的激烈反抗,这无疑会加深执法的冲突和危险。
但赵怀安想了后,依旧保留了死刑,无他,他宁愿承受缉私的抚恤,也不愿意坏了整个经济系统。
其实这何尝不是赵怀安这个身份的无奈呢?
他不想把人命当数字,他也从来反对如此,可在制定政策时,又不得不算这样的人命账,这是赵怀安的虚伪吗?不是,这就是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的张力。
同样的,此时这些冲滩的走私贩子,其船上的金额足够让他们被送进广州湾口吊死了。
他们也是刚从外海偷偷摸回来,就是想趁着港口最忙的时候,从侧面水道溜进广州附近的私埠卸货。
谁知道刚进水道,便被巡检船盯上。
这种情况下,被抓也是死路一条,不如搏一把!于是,这些人划着小船艇就往岸边靠,打算上了岸就四散跑路。
可广州港如今的水道哪里是过去的?
早在吴藩接收广州,便先后沿江设了数十处望楼,堡燧,水道口还有巡检船轮番值守,哪条船何时入港,何时离港,挂什么旗号,全部都看在眼里。
所以这小船一跑,立刻被盯死。
后面的巡检船追得极快。
船上的缉私们口哨吹得一阵尖过一阵,可前船仍不停。
于是箭矢便射了过来,其中一箭直接射在了前船的帆角上,顿时扯出一个洞。
前船船头有人吓得趴下,也有人骂骂咧咧,竟抽出刀来。
码头上顿时一片哗然。
旁边看热闹的力夫忍不住喊:
“好胆!敢在广州港拔刀,怕不是活腻了!”
果然,巡检船没有再客气。
后船猛地贴近,船头铁钩飞出,直接挂住前船船舷,然后靠了上去。
紧接着,十几名武士直接跳了上去,前船上那几个想反抗的人才挥了两下刀,便被弩手射倒砸下水面。
有个瘦高汉子还想跳水逃命,刚翻过船舷,就被巡检武士一脚踹在背上,整个人扑通一声落入江中。
没等他游出几步,水面上另一艘小船已经赶到,船工拿竹篙往他肩上一压,直接把人压得喝了两口江水,随后像捞鱼一样捞上来。
不多时,那艘私船被拖到缉私所前。
这一下,附近码头彻底热闹起来。
大伙都放下手里的活,伸长脖子往这边看。
毕竟看人倒霉,从来就是百姓生活里最朴素的娱乐。
很快,市舶司官吏当众开舱。
舱板一掀,里面先是几袋普通米粮,再往下翻,便露出一层油布。
油布打开,竟是满满当当的香料、犀角、玳瑁和几小匣珍珠。
围观人群里立刻响起一片抽气声。
这不是小数目。
若能顺利上岸,随便转手一卖,就是许多人几辈子都见不到的钱。
可最让人变色的,还不是这些货。
后舱里竟还藏着七八个被捆住手脚的岛人男女,其中两个年纪看着还很小。
这下围观人群里的骂声一下就起来了。
“好贼子!”
“市舶司早有明令,不许私贩生口,这帮人还敢!”
“砍了都便宜!”
一个市舶司判官脸色铁青,当场命人将船主和几个主事的押下。
那船主还想喊冤,说这些岛人是自愿随船来广州做工,可其中一个会说几句生硬汉话的岛人女子,立刻哭喊着说他们是被人从岛上掳来的。
这一下,连辩都不用辩了。
判官一挥手,武士们便把那船主按在地上,先抽了二十鞭。
鞭子落下,皮肉开裂,码头上却没几个人同情,甚至纷纷叫好,一些力夫看着那些上等人家被打成这样,更是兴奋地手舞足蹈,又在地上吐了几波口水,这才被把头喊去继续扛包。
大明如今不禁海,甚至鼓励海商出去挣钱,可越是如此,越要立规矩。
他们倒是不懂什么朝廷的顶层策略,却明白一个现实。
那就是大明的海商要是都干这些勾当,那后面正经做生意的,却要被这些坏种牵连,陷入人人喊打的局面。
所以他们高度支持上面的政策,就是要将这些坏种严打,可不能把这破天富贵的买卖给断了。
于是,这些人走私加上贩运私奴,再加上持械拘捕,全船人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算了,下辈子不要再犯了。
但不管如何,同一片江面上,有人离去,有人归来;有人满怀希望,有人死里逃生。
有人押上全部身家去搏南洋的商路,也有人因为走私被吊死在杭州湾的木架上。
广州港就在这样的喧嚣中,迎来了大明开国后的第一个大出海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