副支队长的办公室比原来大了不少，窗户朝南，阳光能照进来大半个上午。吴刚坐在崭新的办公椅里，转了一圈，又转了一圈，皮革的味道还没散尽，闻起来有一种“我终于到了这里”的满足感。
但他很快就不满足了。
副支队长上面还有支队长，支队长上面还有副局长，副局长上面还有局长，局长上面还有分管政法的市领导。这架梯子长得看不到头，而他只是刚爬上了最下面几级。谭冰能把他送到副支队长的位子上，但这张梯子的上面几级，需要他自己想办法。
他首先要做的是让谭正明觉得这步棋没有走错。
谭正明五十八岁，市委副书记，分管党群和政法，在凌平市属于真正的实权派。此人最大的特点是谨慎，从不轻易表态，从不留下话柄，但他的每一个决定都经过了精密的计算。
吴刚用了很长时间才琢磨透这个规律。谭正明看人，不看这个人有多大本事，而看这个人有多少价值。
一个有本事但没有价值的人，在他眼里就是一把没有开刃的刀，再好也用不上。而他需要的是一把趁手的、听话的、关键时刻能替他挡在前面的刀。
吴刚决定让自己成为那把刀。
他花了整整一周时间，把谭正明近年来的讲话稿、批示件、会议纪要全部找来，一篇一篇地看，一段一段地研究。谭正明在哪些问题上态度坚决，在哪些问题上语焉不详，他对哪些部门的工作满意，对哪些部门的工作不满意，吴刚把这些信息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地拼起来，拼出了一幅凌平市权力格局的全景图。
在这幅图里，凌江集团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。
凌江集团是凌平市最大的民营企业，业务涵盖房地产、物流、建材、餐饮，年产值占凌平市GDP的近十分之一。
集团的董事长叫顾永年，市政协委员、工商联副主席，跟谭正明的关系非同一般。
吴刚在经侦支队这几个月，经手过几份涉及到凌江集团下属企业的协查函，每一份都被支队长轻描淡写地压了下来。当时他不明白为什么，现在他明白了。
但明白归明白，怎么做是另一回事。谭正明在家宴上说的那番话，“如果存在违法犯罪问题，绝不姑息”，吴刚反复琢磨了很多遍，逐渐品出了其中的真实味道。那番话不是说给宋局长听的，也不是说给余书记听的，而是说给他吴刚听的。谭正明需要知道，这个年轻人有没有脑子，能不能听懂话里的潜台词。
潜台词是：凌江集团的问题要查，但怎么查、查到什么程度、最后怎么定性，都要在我的掌控之中。
吴刚想通这一点之后，立刻行动了起来。
他没有去找凌江集团的麻烦，恰恰相反，他主动请缨，要求参与凌江集团下属企业的合规性审查工作。在支队长面前，他把话讲得很艺术：“凌江集团是市里的重点企业，经侦支队如果能在合规经营方面给他们提供一些指导，既服务了企业，也体现了我们公安机关护航经济发展的担当。”
这话说得滴水不漏。支队长汇报给宋局长，宋局长又汇报给谭正明。谭正明听到之后，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这个小吴，有想法。”
有想法。在谭正明的词典里，这三个字的评价已经相当高了。
合规性审查进行了将近一个月。吴刚带着两个人，把凌江集团下属几家主要企业的财务资料翻了个遍。他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，有几笔大额资金往来账目不清，涉及到关联交易的披露也存在瑕疵。他在最终的审查报告里，把这些问题的表述拿捏得恰到好处。既点了问题，又给了台阶，在每一条问题的后面都附上了“整改建议”，把法律风险轻描淡写地带了过去，重点落在“企业经营过程中常见的财务管理不规范”这个定性上。
这份报告送到顾永年手里的时候，顾永年正在自己办公室的根雕茶台前喝茶。他看了一眼报告，又看了一眼吴刚，嘴角慢慢咧开了。
“吴支队，年轻有为啊。”顾永年给吴刚倒了一杯茶，“以后凌江集团的事，还要请你多费心。”
吴刚双手接过茶杯，茶很烫，他没有喝，放在桌上，笑着说了一句让顾永年彻底记住他的话：“顾总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，您尽管开口。”
这句话的效果比吴刚预想的还要好。顾永年当天就给他的秘书打了招呼，让秘书在凌平市最好的饭店订了一个包间，请吴刚吃饭。席间顾永年接了一个电话，当着吴刚的面说了几句，大意是“谭书记那边的事情你安排好，不要出纰漏”。电话挂了之后，顾永年若无其事地继续喝酒，吴刚也没有多问，但他心里清清楚楚地记下了这个细节。
谭正明和顾永年之间的关系，比他想象的还要深。而他，正在一步步地走进这个关系的核心。
谭冰对吴刚的表现非常满意。她喜欢带吴刚出席各种饭局，把他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。在这些场合，吴刚展现出了另一种天赋。他天生就能记住每个人的名字、职务、爱好、脾气，甚至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就能准确地叫出对方的名字，提起上一次见面时对方说过的话题。这种能力让他在社交场合如鱼得水，也让谭冰在朋友面前赚足了面子。
“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一套？”有一次饭局结束后，谭冰靠在副驾驶座上，微醺地问。
“跟着你，见的世面多了，自然就会了。”吴刚笑着说。
谭冰伸手摸了摸他的脸：“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。”
吴刚握住了她的手，没有松开。车子在凌平市的夜色中穿行，路灯的光一明一暗地打在两个人的脸上，像一场没有声音的默片。
但真正让吴刚在权贵圈子里站稳脚跟的，不是这些饭局和应酬，而是他替谭正明处理的一件棘手的事情。
谭正明有一个远房侄子叫谭亮，在凌平市下面的一个县里开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。这家公司名义上是做小额贷款，实际上做的就是高利贷的生意。那年夏天，一个借款人因为还不上钱，被谭亮手下的人打了，打得挺重，肋骨断了两根，脾脏破裂，在医院躺了将近一个月。受害人家属报了警，县局立了案，案子眼看就要往上报。
谭正明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，但他没有办法亲自出面。一个市委副书记的侄子因为高利贷伤人被查，这种事情传出去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
吴刚是在谭冰家里吃饭的时候，无意中从谭正明的只言片语里听出来的。谭正明那天话很少，席间接了一个电话，说了一句“你自己惹的事自己处理”就挂了。但吴刚注意到，挂了电话之后谭正明的筷子在手里攥了很久，一口菜都没夹。
第二天，吴刚没有跟任何人商量，自己开车去了那个县。
他到县局的时候是下午，找到负责这个案子的中队长，亮明了自己凌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的身份。他说得很委婉，没有直接要求撤案或者放人，而是从“案件定性”的角度切入，提出了一些“技术性意见”。什么“暴力催收与小贷业务之间的关系需要厘清”，“受害人的伤情鉴定是否存在过度医疗的可能”，“类似案件在外省的处理方式和裁判尺度”等等。这些话，每一句都在法律框架内，但每一句都在往同一个方向使劲。
县局的中队长不是傻子，他听得出这些话的分量。一个从市局下来的副支队长，大老远跑到县里来过问一个普通的伤害案件，背后站着的是谁，不用想也知道。
案子最后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由作了撤案处理。谭亮赔了受害者一笔钱，双方签了谅解书，事情就那样翻了过去。
吴刚回凌平之后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，更没有去找谭正明邀功。他知道这种事不能邀功，因为一旦说出口，就等于告诉谭正明“我知道你侄子的那些事了”。这是大忌。他做的就是默默地把这件事处理了，然后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但谭正明是什么人？他在凌平混了这么多年，什么事能瞒得过他的眼睛？两周之后的一次家宴上，谭正明破天荒地亲自给吴刚夹了一筷子菜，说了一句让吴刚记了一辈子的话。
“小吴，你是个做事的人。”
这句话从谭正明嘴里说出来，比任何奖状、任何提拔都管用。因为在凌平市，被谭正明认可为“做事的人”，意味着你已经过了他的资格审查，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。
下一个阶段，是谭正明开始把一些“不便出面”的事情交给吴刚去办。这些事情五花八门，有的涉及到土地审批，有的涉及到项目招标，有的涉及到干部调整。谭正明从来不会直接给吴刚下达指令，他的方式永远是模糊的、暗示性的，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。
“听说城东那块地的规划要调整，好几个开发商在争，这事儿要是闹大了不好看。”谭正明在饭桌上随口说了一句，然后继续喝汤。
吴刚第二天就去了城东。他了解到，城东那块地的规划调整涉及到一家国有企业的改制遗留问题，几个开发商各自找了不同的领导打招呼，事情已经僵持了三个月。吴刚找到负责这个项目的部门，用一种“协助解决问题”的姿态介入，花了不到一周的时间，协调各方达成了一致。最终的方案，自然是对谭正明暗示的那家开发商最有利。
诸如此类的事情，吴刚办了一件又一件。每一件他都办得干净利落，不留痕迹，不让人抓住把柄。他从不在这些事上打着自己的旗号，永远是以“组织的名义”“工作的需要”“发展的要求”来包装。他知道，在权力场上，最不值钱的就是个人的名声，最值钱的是能办事、会办事、不出事的能力。
不到一年，吴刚从副支队长升到了支队长。又过了一年多，他坐上了副局长的位子。每一次提拔都不是因为他破了什么惊天大案，而是因为他在合适的时间、合适的地点，出现在了合适的人面前。
在凌平市的权贵圈子里，吴刚渐渐有了自己的名号。不是因为他有多大的权力，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他是谭正明的人。而谭正明的人，在凌平市，就是通行证。
但吴刚不满足于此。他开始有意识地把谭正明的圈子慢慢变成自己的圈子。
宋局长退休之后，他第一时间送去了花篮和问候，余书记调到省里之后，他每年春节都会登门拜年，检察院的刘检察长身体不好住院，他亲自去医院陪护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这些人未必能直接提拔他，但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他们跟谭正明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他们的一句话，就能让谭正明对吴刚的印象发生微妙的变化。
而吴刚需要的就是这种微妙的变化。因为在权力的游戏里，决定你走多远的，往往不是那些大张旗鼓的表态，而是那些不动声色的、点点滴滴的信任积累。
这一套打法，吴刚用了很多年，后来成了高参的干儿子，让他平步青云，直到他遇到了李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