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即便房俊能够看出侯赛因之伎俩，却又能甘心放弃穆阿维叶主力部队被侯赛因牵制、两河流域兵力空虚之良机么？
所以侯赛因这一招驱虎吞狼算是阳谋，看准了一旦有机会攻占两河流域、唐人绝对不会无动于衷...
房玄龄久久未语，只将手中那盏早已凉透的茶水搁在案几上，指尖微微发颤。窗外蝉声渐歇，暮色如墨，悄然浸染了半边天际，书房内烛火摇曳，映得父子二人面容忽明忽暗。他抬眼望着房俊——这个曾被他斥为“狂悖不羁”的次子，如今却已站成一座山，沉默而不可撼动，脊梁笔直，目光沉静如深潭，倒映着整个时代的奔流与裂变。
“你这话……若传出去，足可诛九族。”房玄龄声音低哑，却无半分恫吓之意，倒像一句迟来的确认。
房俊垂眸，拨了拨灯芯，火苗跳了一跳，光亮更盛几分：“父亲早知我所谋者大，何必此刻才惊？当年您亲自提笔，为我誊录《管子·牧民》中‘仓廪实而知礼节’一句，又何尝不知‘礼节’之基，不在宗庙钟磬，而在万民腹中饱暖、心中有数？”
房玄龄喉结微动，似欲反驳，终究未出口。他想起贞观初年，自己尚为中书侍郎时，太宗皇帝问及“治国之要”，他答以“任贤使能、宽赋省刑”，陛下颔首称善；而彼时不过十岁的房俊，竟于屏风后插言：“赋若不宽，刑纵省亦徒然；贤若不举，能若不用，任之何益？”——满座愕然，太宗抚掌大笑，却命人将那童子唤出，亲赐一枚玉珏。后来房俊每遇大事，必先查户籍、算粮秣、核仓廪、验河渠，从不空谈仁义。原来根子，早在那时就扎下了。
“所以你推动科举，非为选士，而是为立范；你倡格物之学，非为猎奇，而是为破蒙；你令各州建义仓、设乡塾、编农书、刊律疏……皆非一时之策，而是铺路。”房玄龄缓缓道，“铺一条让百姓睁眼识字、动脑思理、动手算账、动口议事的路。”
“正是。”房俊端坐不动，声音却愈发清越，“当一个农夫能看懂官府张贴的赈粮告示，知其斤两、验其成色、查其去向；当一个织妇能算清绢帛市价、税额折算、工钱盈亏，甚至敢赴县衙递状申冤；当一个少年读罢《齐民要术》，竟能改良水车、试种新稻、组织乡邻共修陂塘——那时，‘王法’便不止是县令朱批的红字，更是他们指尖可触、耳畔可闻、心中可判之物。”
“可一旦百姓皆能‘判’，谁来‘执’？谁来‘断’？谁来‘统’？”房玄龄目光灼灼，“律法若成公器，则需公器之主；若成契约，则需契约之守；若成共识，则需共识之基。此三者，岂是书塾几册课本、乡间几处义仓便可铸就？”
“父亲说得极是。”房俊忽然起身，自书架最底层取出一卷泛黄竹简，轻轻拂去浮尘，递至房玄龄面前，“这是前日整理昭陵旧档时，在太宗皇帝手札夹层里寻出的。您看看。”
房玄龄接过展开，只见墨迹苍劲，字字如刀：
【朕尝夜不能寐，思天下之大，何以久安？非恃甲兵之利，非赖宫阙之巍，实赖人心之信、法度之公、上下之通也。然信从何来？公自何生？通由何致？唯教化而已。教化非止诵经，乃授其识、启其智、养其心、束其行。若民皆懵懂如稚子，纵有良法，亦如悬空之网；若吏尽贪墨如豺狼，纵有明君，亦如独木支厦。故朕欲兴乡学，非为育士子，实为固社稷之基。惜乎朝议汹汹，谓‘愚民易驭’，遂寝其议。今观诸子，或可继吾志……】
落款：贞观十五年冬，御笔。
房玄龄的手猛地一抖，竹简险些滑落。他抬头望向房俊，眼中水光浮动，嘴唇翕动，却久久发不出声。那纸页上墨痕未枯，仿佛太宗皇帝隔了三十载光阴，正透过这薄薄竹简，凝视着他——也凝视着这个正将整座帝国推入未知洪流的儿子。
“原来……陛下早就在等这一天。”房玄龄喃喃道。
“不是等，是托付。”房俊收回竹简，重新放回原处，语气平静，“陛下当年不敢言明，是因时机未至；今日我不敢藏掖，是因时不我待。辽东冻土之下埋着万年沃壤，洞庭湖底淤着千年膏腴，而大唐人心之中，正悄然萌动一种比沃壤更肥、比膏腴更厚的东西——那叫‘自觉’。”
自觉，即不假外求之明，不仰权贵之命，不盲从祖训之规，不屈服威压之势。它不生于庙堂诏令，而长于田埂阡陌；不显于朱批御旨，而旺于市井茶肆；不藏于金匮石室，而散于千家灯火。
房俊踱至窗前，推开半扇木棂。晚风扑面，带着荷塘新雨后的清冽气息。远处长安城万家灯火次第亮起，如星落人间，密密匝匝，连成一片浩瀚光海。他指着那片光，声音不高，却字字如钉：
“父亲请看——那里每一盏灯下，都坐着一个正在抄写《均田令》的里正，一个对照《水部式》核算堤堰工料的胥吏，一个为儿子缝补书袋的母亲，一个捧着《算经》反复演算的少年，一个在义仓账簿旁画圈打叉的老塾师……他们或许不知‘民智’二字，却已在用双手双脚，一寸寸凿开蒙昧之墙。”
房玄龄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久久伫立。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，自己亲手将幼年的房俊抱上马背，指着曲江池畔新栽的柳树说：“儿啊，你看这柳枝柔韧，风来则俯，风过则挺，看似随势，实则扎根甚深——做人当如此。”彼时孩子仰头问道：“那树根扎在哪里？”他笑答：“扎在泥土里。”孩子又问：“泥土下面呢？”他随口道：“更深的土，再下面……便是地心了。”孩子却认真摇头：“不对，再下面，是水，是石头，是火，是爷爷讲过的‘天地元气’。”
那时他只当童言稚语，一笑置之。如今方知，那孩子早已在懵懂之中，窥见了大地深处奔涌不息的岩浆——那是比权力更热、比律法更硬、比皇权更久远的东西：人的理性，人的意志，人的尊严。
“所以你不怕宗室掣肘，不怕世家反扑，不怕御史弹劾……”房玄龄终于开口，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，“你真正所倚仗的，从来不是政事堂的印信，不是军机处的虎符，甚至不是我的名望、陛下的恩宠——而是这满城灯火，这万里炊烟，这千万双正在学会握笔、打算盘、翻律条、查账册的手。”
房俊转身，郑重颔首：“不错。新政之基，不在庙堂，在田野；不在诏书，在人心；不在一时之功，在百代之续。若真有一日，某位皇子登基，欲废科举、复世袭、毁乡塾、焚律疏……他面对的将不只是政事堂宰相的谏阻，不只是禁军将领的沉默，而是江南蚕户拒缴丝税、关中麦农罢耕抛荒、岭南商帮封锁港口、河北工匠集体停工——因为他们早已明白，那一纸诏令，剥夺的不仅是他们的生计，更是他们刚刚学会的‘判断’本身。”
房玄龄闭目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再睁开时，眼中最后一丝犹疑已然散尽。他解下腰间那枚跟随自己三十余载的紫檀鱼符，轻轻放在案几之上，推至房俊面前。
“此符，乃太宗皇帝亲赐，许我遇急事可直叩宫门，面陈机宜。今日，我把它交给你。”他顿了顿，目光如炬，“不是交给你房二郎，而是交给你——那个正在替大唐，把‘民’字一笔一划，刻进青史的人。”
房俊没有伸手去接，只深深作揖，额头几乎触到地面。
房玄龄扶他起身，忽然问：“若有一日，你所开启之民智，终将反噬于你——譬如百姓皆识字算账，却算出你房氏占田逾制、隐户数千；譬如学子皆通律令，却引《唐律疏议》控你擅改军制、逾越职权；譬如商人皆晓契约，却联名上书，指你垄断盐铁、操纵市价……你当如何？”
房俊直起身，笑意温煦，眼神却如刃锋寒：“若真有那一日，说明民智已成气候，新政已入骨髓，大唐已不可逆地踏上了新途。至于我房俊——若身负罪愆，自当伏法；若确属构陷，亦愿受审。但凡律法尚存，公义未泯，我便无惧任何诘问。”
他停顿片刻，目光投向窗外那片愈发明亮的灯火，声音轻缓却掷地有声：
“因为真正的权力，从来不是高踞于丹陛之上的金冠玉玺，而是深植于千万人心中的那杆秤——它不认血脉，不敬神佛，不畏雷霆，只认事实，只信逻辑，只服公理。当这杆秤在每个人心中悄然升起，帝国便不再是某一家一姓之私产，而成了全体子民共同守护、共同塑造、共同奔赴的——家园。”
夜风骤起，吹得窗纸簌簌作响，烛火剧烈摇晃，将父子二人的影子投在粉壁之上，巨大、重叠、岿然不动。
房玄龄久久凝望那影，忽而展颜，朗声长笑，笑声清越，竟有少年意气：“好！好！好！我房彦谦一生谨慎，临老却得此子，敢以血肉之躯撞开这万古长夜——值矣！”
话音未落，门外忽传来急促脚步声，一名青衣小吏疾步趋近，躬身禀道：“启禀郡王、太尉大人，岳州八百里加急！洞庭湖溃口扩大，湘阴、沅江两县全境告急，许刺史飞骑遣使，恳请中枢即刻调拨船工三千、糯米十万斛、桐油五千斤，并……并请郡王亲赴岳州督工！”
房俊与房玄龄对视一眼，无需言语，彼此眼中皆映出同一片波涛汹涌的湖面——那不是灾患，而是时代奔涌的潮头。
房俊伸手，终于取过那枚紫檀鱼符，指尖摩挲着上面温润的纹路，低声却坚定：
“传令：即刻召集群臣，明日寅时，政事堂紧急廷议。调江南道三州民夫、征荆襄十二郡船匠、开太仓南库、拨户部专款……另——备快马，明晨卯时，我自率工部精干、水部老吏、河工宿将，兼程赴岳州。”
他顿了顿，望向窗外那漫天星火，一字一句，如金石坠地：
“洞庭湖，不能再等了。这一次，不是治水，是立碑——为新民智，立第一块界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