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尔希读完这篇序言时，心底最先浮起的是一丝微妙的兴味。
他从业四十年，看过无数社科作者的开篇立论，或是空洞宏大，或是偏激片面，或是带着强烈的主观褒贬。
可伍六一抛出的这个命题，格局大得...
伍六一放下茶杯，伸手在伍志远眼前轻轻一晃，又屈指叩了叩桌面：“爸？”
伍志远猛地一颤，像被惊醒的梦游者，肩膀缩了一下，眼珠才缓缓转过来，聚焦在儿子脸上。他嘴唇动了动，没出声，手指却无意识地攥紧了钢笔，笔尖在纸上划出一道歪斜的墨痕，像一道未愈的伤口。
“您这反应……比我预想的还大。”伍六一笑了笑，把茶杯往他手边推了推，“凉了，我给您续点热的。”
“不用！”伍志远脱口而出，声音陡然拔高，又立刻意识到失态，喉结上下滚动两下，压低了嗓音，“不用……我喝这个就行。”他端起那杯凉透的茶，一口灌下去，茶叶梗卡在喉咙里，呛得他咳嗽起来，脸涨得通红。李绍红赶紧起身递水，他摆摆手，摆得极重，像是要把什么甩出去。
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窗外梧桐叶被风掀动的窸窣声。
伍志远慢慢平复了呼吸，抬手抹了把额头，掌心湿漉漉的。他低头看着本子上那三条——“不拍烂片”“找港资合拍”“打破大锅饭”，字迹工整，可每一个笔画都像烧红的铁钎，在他视网膜上烫出焦痕。他不是没想过，是不敢想。不是没听厂里人提过，是每次刚冒个头，就被“老同志情绪”“历史包袱”“政策红线”几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。今天，这些词从儿子嘴里说出来，轻飘飘的，像在说食堂今天多加了个鸡蛋，可落在他耳中，却像一记记闷锤，砸得他五脏六腑都在共振。
他忽然想起半年前，《命运厌恶恶作剧》送审被退回来那天。审查组那位姓陈的老同志，推了推眼镜，手指点着剧本最后一页：“伍导啊，你看这个结尾，主角坐在玩具厂车间里，手里攥着个破熊，望着灰蒙蒙的天——这叫什么？这叫绝望！观众看完电影，心里堵得慌，怎么回去干活？怎么建设四化？我们电影是宣传队，是播种机，不是发牢骚的茶馆！改！必须改成光明的尾巴！”
他当时怎么回答的？他说：“陈老师，如果命运真的只给老实人一条灰蒙蒙的路，我拍出来，不是发牢骚，是照镜子。镜子脏了，总得有人擦。”
结果镜子没擦成，连镜框都被摘了。
如今儿子坐在对面，手里没拿抹布，却递来三把刀——一把削去浮华，一把劈开门户，一把砍断藤蔓。刀锋寒光凛凛，照见的不只是北影厂账上的赤字，更是他这二十年导演生涯里，一次次被现实摁着头、却始终不肯彻底弯下去的脊梁。
“六一……”伍志远的声音哑得厉害，像砂纸磨过粗陶，“你真觉得，这三条……能行？”
“行不行，得试。”伍六一身体微微前倾，目光沉静，“爸，您记得咱们厂老放映员老周吗？”
伍志远一怔：“老周？那个总爱在胶片盒上画小人儿的？”
“对。去年冬天，他退休前最后一场放映，放的是《红高粱》。散场灯亮，您猜怎么着？一百二十个座位，坐了九十三个人。可散场后，没人走。全站在过道里，看银幕上还没完全褪掉的‘红高粱’三个字，看了足足五分钟。有个戴红领巾的小孩，踮着脚问老周：‘爷爷，这酒，真那么辣吗？’老周没说话，只是把那卷胶片盒子递给他，盒盖上，他画了个龇牙咧嘴、举着酒碗的小高粱。”
伍志远的呼吸滞住了。他当然记得。那天他也在场，躲在放映室小窗后，看见老周把盒子递给小孩时，手抖得厉害。
“爸，观众没走。他们没走，是因为那酒味儿，还在嗓子眼里烧着呢。”伍六一声音不高，却像一颗石子，稳稳落入深潭，“现在缺的不是酒，是敢酿新酒的人。您和汪老厂长，是酿酒的师傅；宋厂长，是管酒窖的掌柜；而我……”他顿了顿，嘴角扬起一丝近乎狡黠的弧度，“我顶多算个跑码头的伙计，知道南边码头上哪艘船运的是好曲，北边作坊里哪口缸埋的是老酵。帮您搭个桥，引点活水，让这酒坊的炉火，先别灭。”
伍志远久久没说话。他慢慢合上那本摊开的笔记本，手指摩挲着封皮上磨损的“北影厂导演组”几个红漆字。那红漆斑驳脱落，露出底下灰白的硬纸板，像一道褪色的旧伤疤。
就在这时，办公室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。宋志成探进半个身子，脸上堆着小心翼翼的笑，手里还拎着个鼓鼓囊囊的蓝布包：“伍作家，老伍……打扰了啊？我……我顺路买了点东西，刚出炉的稻香村桃酥，还有……”他把蓝布包放在门边的旧木凳上，搓着手，眼睛却黏在伍六一脸上，像怕错过一个表情，“那个……您跟老伍，谈得……？”
伍六一没答，只看向父亲。
伍志远深吸一口气，挺直了背，那截久被岁月压弯的腰杆，竟隐隐有了年轻时在摄影棚里扛着轨道车奔跑的劲儿。他拿起桌上的搪瓷缸，重重墩在桌角，发出一声闷响。
“宋厂长，”他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却像胶片穿过齿轮时那清晰、稳定、不容置疑的咔嗒声，“明天上午九点，厂务会。您把人事科、财务科、发行科的头儿，还有各车间的主任，都叫上。”
宋志成愣住：“啊？这么快？”
“快？”伍志远扯了扯嘴角，那笑容里没有温度，只有一种近乎悲壮的决绝，“厂子账上，还能发三个月工资。再等，就真该去街口支摊卖桃酥了。”他目光扫过宋志成，又落回伍六一脸上，那眼神复杂得像未冲洗的底片——有托付，有孤注一掷的恳求，更有一种被儿子重新点亮的、久违的、近乎灼热的期待。
宋志成张了张嘴，最终只用力点头，额头上那圈火泡随着动作一跳一跳：“好！好！我这就去通知！保证一个不少！”
他转身要走，伍六一突然开口：“宋厂长，等等。”
宋志成立刻刹住脚，转过身，腰躬得更低了。
伍六一从随身的帆布包里，抽出一叠纸。不是剧本，不是方案，而是几张薄薄的、印着不同铅字标题的报纸——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、《参考消息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。他手指点了点其中一篇报道的标题：“《香港邵氏影业宣布启动‘新世代合拍计划’，首期拟投资内地项目十部》”。
“您回头，让发行科的张科长，把这十年所有关于香港电影公司、尤其是邵氏、嘉禾、新艺城的公开报道、招股说明书、甚至他们参演的电影节简报，全都调出来。越全越好，越细越好。特别注意他们近五年主推的类型片、用的导演、捧的新人、票房最高的前三名，还有……”他顿了顿，目光锐利如刀，“他们跟内地哪些单位，有过接触，哪怕是私下吃饭的照片，也要找出来。”
宋志成听得头皮发麻，连连应声，把“邵氏”“嘉禾”“新艺城”几个名字飞快记在袖口上。
“还有，”伍六一又抽出一张纸，是张皱巴巴的演出票根，印着“首都体育馆·1988年10月7日·邓丽君演唱会”，票根背面，用圆珠笔潦草地记着一串数字和人名，“这张票，是我在洛杉矶唐人街一个老华侨手里买的。他说，邓小姐这次回大陆办巡演，背后推手，是香港一位姓霍的先生。这位霍先生，跟邵氏老板是几十年的牌友。您让张科长，顺着这个‘霍’字，给我把人挖出来。人在哪里，做什么，跟谁关系近，有没有可能……搭上线。”
宋志成手里的铅笔差点折断，他盯着那张泛黄的票根，仿佛第一次看清上面印着的“邓丽君”三个字有多重。他猛地抬头，看向伍六一，嘴唇翕动：“伍作家……您这是……”
“这不是我的主意。”伍六一打断他，目光转向父亲，“是爸的主意。他跟我说，当年拍《红高粱》，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的，是青岛一家做啤酒的厂长。因为那厂长说，高粱红，酒才烈。爸现在想酿新酒，就得先找到最烈的曲，最老的酵。”
伍志远没说话，只是抬起手，用指腹，极其缓慢地，擦去了笔记本封皮上那块最刺眼的、露着灰白底板的红漆。
门外，梧桐叶哗啦作响，一阵风卷着几片枯黄的叶子，扑簌簌撞在玻璃窗上，又滑落下去。
李绍红一直安静地坐在角落，手里那支红笔，不知何时已悄然搁在了桌沿。她望着伍六一挺直的背影，望着伍志远指尖那抹被擦得模糊的红色，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摊开的分镜头稿——那上面，一个字也没改，却仿佛有无数条崭新的、未知的路径，正从空白处无声蔓延开来，蜿蜒，伸展，直指厂门外那片被秋阳晒得发烫的、喧嚣而真实的四九城。
伍六一没再看那本子。他站起身，活动了下坐得有些僵硬的肩膀，走向窗边。窗外，夕阳正熔金般泼洒下来，将北影厂那排灰墙红瓦的老厂房染成一片温暖的橘红。远处，一辆绿色的公交车缓缓驶过，车身上“北京公交”的字样在余晖里闪闪发亮。车窗里，映出几张年轻的脸，有的在打盹，有的在翻书，有的正仰头，对着窗外飞速倒退的、正在拆建的旧楼，大声说着什么，笑声清脆，穿透了初秋微凉的空气。
伍六一静静看着，直到那辆公交车拐过街角，消失不见。
他转过身，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，只是对父亲说：“爸，晚饭我请。就在厂门口那家‘老马记’，您最爱吃的卤煮火烧。您带路，我开车。”
伍志远怔了怔，随即，那紧绷了一下午的肩线，终于松弛下来。他点点头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条洗得发白的蓝色围巾，仔细地绕在脖子上——那是张友琴早年织的，针脚细密，边角已经磨出了毛边。
“好。”他声音沙哑，却带着一种尘埃落定的轻松，“老马记的火烧，得趁热吃。凉了，就韧了。”
两人并肩走出办公室。走廊尽头，夕阳的光柱斜斜切进来，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先是重叠，继而并行，最后，一起融进了那片暖融融的、流动的金色里。
厂门口，那棵百年老槐树的浓荫下，几个刚下班的年轻工人正蹲着抽烟，烟雾缭绕中，有人正用半块砖头，在水泥地上划拉着什么。伍六一走近了才看清，是个歪歪扭扭的“喜”字，旁边还画了个歪斜的、咧着大嘴的笑脸。
他脚步没停，只是唇角，极轻地向上牵了一下。
风吹过，槐树叶沙沙作响，像无数细小的、试探着展开翅膀的蝶。